「農業台灣、工業日本」背後的故事

「農業台灣、工業日本」背後的故事（上）米騷動   【在取得朝鮮和台灣這兩塊殖民地之後，日本就首先嘗試從朝鮮輸入稻米，以緩解本土的缺糧問題。在台灣則用政治力量強制推動甘蔗種植，希望能以蔗糖的出口充實外匯收入。日本一直從朝鮮大量輸入稻米，造成朝鮮平民沉重的負擔，間接催化了1919年反殖民統治的朝鮮「三一運動」。】

三一運動引發的騷動，也幾乎遍及朝鮮各地在明治維新以後，日本的缺糧狀態並未得到真正的改善。即使明治政府推動開拓北海道(初期主要是流放罪犯和派駐屯田兵)，但以十九世紀後半葉的技術條件，要在這種苦寒之地發展農牧業殊屬不易。另一方面，維新之後日本雖然開始接受肉食，但改變千年的飲食習慣也不是那麼簡單。連西方人的正餐主食麵包，都要包餡、改頭換面變成「點心」之後，才有辦法被日本人接受。 (影響所及，受過日本殖民統治的台灣，麵包店的招牌上往往都寫著「西點麵包」四個字。)廣大農村中貧困的農民，日常生活當然吃不起肉。由於副食方面的不足，米飯的食用量仍然驚人。在日本逐漸現代化的過程中，又有大量人口離開農村進入城市，從農民變成工人。這些新增的城市人口也需要吃飯，而農業產量卻不可能快速提高。日本政府不得不每年從東南亞的暹羅(泰國)等地，進口三、四千萬日圓(當年匯價)的稻米。 

二十世紀初，許多日本窮苦農民不得不移民巴西，成為農場工人但這樣不只排擠了能用於工業建設的寶貴外匯資源，隨著人口成長米價也始終居高不下。1890年和1897年，日本都曾經發生過因為糧價高漲而導致的「米騷動」。日本政府迫於無奈，甚至不得不讓一部分貧困農民移民美國西岸，或者南美洲的祕魯、巴西等國。所以在取得朝鮮和台灣這兩塊殖民地之後，日本就首先嘗試從朝鮮輸入稻米，以緩解本土的缺糧問題。在台灣則用政治力量強制推動甘蔗種植，希望能以蔗糖的出口充實外匯收入。 

 日據時代運送甘蔗的小火車(下淡水溪鐵道)隨著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爆發，給日本的工業帶來一波「戰爭景氣」。但隨之而來的，卻是通貨膨脹、物價上漲的後遺症。尤其是農村地區未蒙其利、先受其害。1918年由於俄國爆發革命，見獵心喜的日本政府決定出兵西伯利亞，試圖擴大在亞洲大陸上的特殊利益範圍。然而在出兵的同時也需要給士兵提供軍糧，導致缺糧的痼疾再度爆發。8月3日，位於本州西部日本海沿岸的富山縣魚津町(今魚津市)，有三百多名主婦聚集在大街上要求降低米價，並且衝進米店搶米。

 日劇「阿信」描述了二十世紀初日本農村困苦的生活，劇中也有提到關於「米騷動」的劇情。經由媒體報導傳播，日本全國各地很快紛紛發生搶米暴動。8月14日已蔓延到名古屋、京都、大阪等主要城市，17日山口縣等地的煤礦工人也以武裝罷工響應。統計到九月中旬為止，暴動已經波及38個城市，還有153個町鎮和177個村。日本3/4的國土都發生騷亂，總共約有兩百到一千萬人參加。因為警察已經無力鎮壓，日本政府派出多達五萬七千人的軍隊，花了一個多月才將搶米暴亂暫時平息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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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8年的米騷動，幾乎遍及了日本各地這次「米騷動」共有兩萬多人被捕，其中七、八千人被起訴或判刑。由於擔心會爆發類似俄國的共產革命，舊藩閥主導的寺內正毅內閣宣告垮台，由文官出身的原敬領導的第一次政黨內閣組成政府。其後日本國內的政治風氣轉而較為開明寬容，被稱為「大正德謨克拉西」(大正民主)時代。不過這所謂的「民主」，只是明治維新以來的傳統藩閥(如長州、薩摩等等)，讓位於新生的官僚和財閥的政治勢力而已。所謂的政黨也與西方不同，比較像少數政治菁英組成的俱樂部。

 長州藩武士出身的軍人首相寺內正毅暴動雖然被平息，然而米價依舊繼續高漲。同時日本一直從朝鮮大量輸入稻米，造成朝鮮平民沉重的負擔，間接催化了1919年反殖民統治的朝鮮「三一運動」。日本政府不得不從本土增派六個步兵營和400名憲兵，才把朝鮮人到處蜂起的反抗鎮壓下去。這個時候，原敬終於把腦筋動到了日本另一處殖民地──台灣的頭上。

日本第一任政黨內閣首相原敬「農業台灣、工業日本」背後的故事 （中）蓬萊米【台灣人的平均死亡年齡卻從日據時代初期的接近三十歲，降為1930年代的二十二、三歲。這個統計數字表示的，是一般人的生活極度困苦，從而導致台灣的嬰、幼兒夭折率大幅上升。同時人為「被廉價」的台灣米輸入日本本土，更衝擊了日本農村。許多家庭幾乎破產的日本農村子弟為求翻身，只能加入軍隊以獲得出人頭地的機會。】

為了在嘉南平原種植水稻，日本殖民政府建造了烏山頭水庫甲午戰爭後，日本對台灣進行殖民統治，卻沒有立刻大規模輸入台灣米。理由是當時台灣產的「在來米」不符合日本人的口味。所以日據時代初期，日本人採取的政策主要是出口台灣蔗糖，以換取外匯。但發生過「米騷動」和三一運動之後，台灣總督府終於在1920年決定建造嘉南大圳。顯然是出於分散風險的考慮──畢竟比起一年一獲的日本本土和朝鮮半島，位於亞熱帶、一年兩獲的台灣在糧食生產上更具優勢。

1919年台灣的甘蔗種植區域，日據初期日本對台灣的經營以出口蔗糖賺取外匯為主1921年，日本農業專家在台北草山(今陽明山)的竹子湖，成功栽培出適合日本人口味的「蓬萊米」。同時蓬萊米還具有使用肥料能提升產量的優點，讓稻米產量從每公頃943公斤，提升為1778公斤，幾乎增加了一倍。但也因此造成台灣農業對化肥的依賴。隨著嘉南大圳的建設以及新品種稻米的種植，日本國內的米價在1926年(日本大正15年、昭和元年)開始回落。直到九一八事變爆發的1931年，米價終於回到了1918年以前的水準。人口六百萬的台灣產的稻米，滿足了整個日本六千萬人口三分之一的消費量。然而這個現象的背後，代表的卻是對殖民地台灣農民的剝削。

為了讓台灣產的稻米符合日本人的口味，日本人在陽明山的竹子湖進行品種改良試驗台灣農民不只要以義務勞役的方式，參與嘉南大圳的建築工程，也負擔平時對大圳的維護、疏通清理工作。而且往往淪為種植稻米，卻吃不起白米飯的一群人。平時只能吃地瓜乾、番薯籤度日，還要向日本人購買化肥、繳交大圳的水費。結果在日本人的平均死亡年齡在昭和時代提升為五十歲的同時，儘管有日本人在台推動公共衛生，台灣人的平均死亡年齡卻從日據時代初期的接近三十歲，降為1930年代的二十二、三歲。這個統計數字表示的，是一般人的生活極度困苦，從而導致台灣的嬰、幼兒夭折率大幅上升。 

日本殖民統治對台灣人民的剝削壓迫，導致了左派的台灣農民組合的成立具有社會主義傾向的「台灣農民組合」，正是在蓬萊米開始輸出到日本的1926年成立的。而在大正民主時代推動「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的 台灣文化協會，也在同年爆發激烈的左右路線鬥爭。蔣渭水等溫和派因而在次年出走，另組 台灣民眾黨。台灣文化協會最終更成為了台灣共產黨的外圍組織。 

1920年代成立的台灣文化協會，在1927年因為左右派不合而發生分裂同時人為「被廉價」的台灣米輸入日本本土，更衝擊了日本農村。許多家庭幾乎破產的日本農村子弟為求翻身，只能加入軍隊以獲得出人頭地的機會。這讓日本軍隊成為了醞釀極右派思想、對外侵略的溫床。1932年，日本爆發了右翼軍人刺殺首相犬養毅的「五一五事件」，宣告了「大正德謨克拉西」時代的政黨政治的終結。(首任政黨內閣首相原敬，早在1921年遇刺身亡；大正民主可謂與政治刺殺相始終)同年5月26日成立了以海軍大將齋藤實為首的「舉國一致」內閣，日本從此走回軍人把持政治的老路上。甚至曾任朝鮮總督的齋藤實，1936年也在「二二六事件」中被青年軍官暗殺身亡。   

五一五事件中被刺殺的首相犬養毅，他的最後一句話是「有話好說」，而對方回答「問答無用」

海軍大將齋藤實，曾任朝鮮總督，在1936年的二二六事件中被刺殺「農業台灣、工業日本」背後的故事 (下) 米糖相剋和愛國賊【台灣農民其實並沒有決定要耕種什麼作物的自由。日本學者矢內原忠雄就指出，台灣當時的蔗糖業，是「為了獲得原料，而置蔗農於奴隸的地位」。一部份歷史研究把為了解決日本國內缺糧問題，而建設的嘉南大圳和推廣的蓬萊米種植，稱為提升台灣農民收入的「德政」。殊不知在所謂「德政」之前，「暴政」也是由日本殖民統治施加的。】  台籍地主和糧商，確實從稻米輸出當中獲益。台灣的水稻種植面積，因此從二十世紀初的32.5萬公頃，增加到了約60萬公頃。但在此同時原本的旱田變成稻田，佃農要負擔的地租也隨之上漲。另一方面，日資的新式製糖廠，也仰賴台灣甘蔗充作原料來源。隨著日本市場對台灣稻米的需求日殷，嘉南平原的水稻種植不斷增加，而種植甘蔗的土地和勞動力雙雙減少。

日據時代的新式糖廠為了確保蔗糖原料，日資糖業會社一度實施「米價比準法」，隨著米價調整甘蔗收購價格，以吸引農民種植甘蔗。但是原料成本上升，損害到了日本糖業會社的利益，形成所謂的「米糖相剋」。為緩和「米糖相剋」問題，日人採取價格調整與水利政策兩大手段。前者是利用調整米糖價格比率，或是提高甘蔗收購價等方式確保原料來源，但日本稻米市場需求的誘因仍在，這並不能完全抑制米糖相剋現象。另一方面則釜底抽薪的藉著嘉南大圳，採取分區供水的「三年輪作制」，依照強制規定輪流種植水稻、甘蔗和雜糧作物(如番薯等)。所以台灣農民其實並沒有決定要耕種什麼作物的自由。日本學者矢內原忠雄就指出，台灣當時的蔗糖業，是「為了獲得原料，而置蔗農於奴隸的地位」。

日本學者矢內原忠雄，批判日本帝國的殖民統治由於進口稻米讓經濟大恐慌時期的日本農村經濟雪上加霜。日本政府在1933年頒布「米穀統制法」，限定殖民地稻米進口數額。次年台灣總督府亦採取行政措施，限制台灣水利開發、鼓勵稻田轉作，試圖抑制台灣水稻栽種面積的增加。儘管日本政府採取了各種手段，但直到中日戰爭爆發後的1938年，台灣米輸日的總量仍然持續增加。總督府殖產局長田端幸三郎甚至認為，台灣農民「在溫室般的保護下而沈溺於安樂，對台灣農業的前景影響甚大」。 1939年總督府開始實施「台灣米穀移出管理令」，採取稻米專賣政策。之前台籍人士(主要是上層的地主和糧商)從稻米獲得的一些利益，也遭到殖民當局更進一步的壓榨。其後日本開始改採「工業台灣」政策，試圖把台灣建設成「南進基地」。隨著太平洋戰爭的爆發，日據末期短短五、六年間的工業建設，顯然不可能給台灣人帶來多少好處。

 日本殖民末期的「工業台灣」政策，目的是為對外戰爭服務。圖為攻陷新加坡的日軍一部份歷史研究把為了解決日本國內缺糧問題，而建設的嘉南大圳和推廣的蓬萊米種植，稱為提升台灣農民收入的「德政」。殊不知在所謂「德政」之前，「暴政」也是由日本殖民統治施加的。在台的日本糖業會社，用借貸契約綁住農民，讓農民不得不以甘蔗收成還錢。同時在秤重時偷斤減兩、隨意判定甘蔗的品質，以求壓低價格。時人還留下了「第一憨，種甘蔗給會社磅」的俗語。「農業台灣、工業日本」的政策，實際上是以大量夭折的台灣嬰兒為代價，餵養了日本的經濟成長。在從台灣輸入廉價稻米的協助下，日本成功壓低了輕工業的成本，在1933年取代英國，成為世界最大的棉布出口國。而貧困的日本農民為了翻身，可以選擇從軍之路。但受到殖民統治的台灣農民，卻連這種選擇都沒有。(當時台灣人除非使用中國大陸留學生的假身分，否則沒有資格就讀日本軍校。在日本殖民地中待遇比朝鮮人還低。)

1929年美國爆發的經濟大恐慌，導致世界性大蕭條。圖為一家美國銀行門外排隊擠兌的人群有些歷史理論認為，1929年從美國開始爆發的經濟大恐慌，造成日本經濟停滯，是昭和時代的日本開始對外侵略的重大因素。但是實際上跟日本鄉下的貧苦農民比起來，當時的台灣農民也只有更痛苦。策畫、發動九一八事變的，是夢想著出人頭地的年輕參謀軍官。他們是經歷當年的戰爭景氣、物價上漲，和「米騷動」成長起來的一代農村子弟；也是接受了帝國主義價值觀、從小聽長輩講日俄戰爭的光榮、看著出兵西伯利亞的父兄長大的盲從青年「愛國賊」。

國際聯盟為調查九一八事變，派遣的李頓調查團。日本隨即宣佈退出國際聯盟在日本資金大舉進入九一八事變後，被日本佔領的中國東北(偽滿州國)投資工業的同時，為了控制這塊土地，日本就不得不付出龐大的軍事開支，和外交上的種種代價(比如退出國際聯盟)。可見根本問題終究是出在日本政府沒有能力控制軍人，放縱他們橫行無忌地用暴力影響政治。

1936年226事件時，出動鎮壓「愛國賊」的日軍戰車隊五一五事件後，居然有三十五萬日本老百姓連署血書，為刺殺首相犬養毅的兇手請求「從寬發落」。由此可知蠻不講理的軍國主義民粹，在當時已經氾濫到何種地步。而「大日本帝國」最後注定只能像膨脹太快的泡泡，因為自身缺少壓抑往外擴張的力量，只能徒然地破裂、消失無蹤。

報導226事件的日本報紙。日本放任軍國主義民粹粗暴介入政治，最終自食惡果